三国时期，是中国围棋的崛起时代，是具有承前启后而又有突变意义的关键环节。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动荡以及惨烈的政治争斗，唤起了文人雅士生命意识的觉醒。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；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？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？”，这种“人生苦短”的忧生意识和“及时行乐”的游乐风尚，促使了围棋活动广泛的普及开来，并促进了围棋文化大踏步地向黄金时代迈进。

    三国时期，就是围棋迈向黄金时代的开端。尤其是吴国，达到了当时围棋文化发展的最高峰。

一、 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谱

    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谱，记录在中国现存最早、最具权威性的围棋专著《忘忧清乐集》中，这是由宋代著名国手李逸民编著的，书名取之于宋徽宗的诗句：“忘忧清乐在枰棋”。

    孙策（175—200），字伯符，吴郡富春（今浙江富阳）人，是东吴政权的奠基者，吴大帝孙权的长兄。吕范，字子衡，汝南细阳（今安徽太和）人，是孙策的部将，追随孙策渡江转战，立有赫赫战功。俩人常常在戎马倥偬的闲遐之时，纹枰对弈，谈兵论政，以棋为乐。

    据《三国志·吴书》注引《江表传》记载：有一次，吕范从前线回到了吴郡，吴郡是孙策的统治中心，俩人又悠闲的纹枰手谈，从容对弈，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。

    这时吕范一边下棋，一边很诚挚地对孙策说：

    “将军您现在的事业日益壮大，军队也越来越强盛了。我在外地，常常听说有的部队不能严格地遵守军纪法规，我吕范愿意暂时代理都督的职务，邦助将军整治军纪。”

    孙策说：“你现在是士大夫了，加上手下有很多的将士，战功卓著，怎么能反过来委屈你担任这样的小官，来管理军中的细碎小事呢？”

    吕范回答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我离乡别土追随将军，并不是为了妻子儿女，而是要经世济民。这就犹如同舟共济，一件事处理不好，就会全体覆没，这也是为我自己打算，不仅仅是为了将军您。”

    孙策微笑着，没有回答。这时吕范连围棋也顾不得下完，就起身告辞了出来，更换了直袖单衣，改穿军服，手执皮鞭，到将军府禀报，自称担任都督。于是孙策便授予了吕范都督的印符，委任他整顿军中风纪。吕范果然不负众望，严加整顿。从此，军容严整肃睦，禁令彻底执行，军威大振。

    据认为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谱，就是这盘没有下完的棋。从记录谱可知，它是一盘对角星势子棋，起手只有四十三着，其记录谱如下：

    从图谱中可知，这是十九道棋盘，与魏晋时期的有关文献资料及实物出土，所流行的十七道棋盘不相符合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后世的伪托之作。但也有不少论者肯定了它是三国时吴国的遗局，佐证有：北周甄鸾撰注的古代数学名著《孙子算经》中，有一道“棋局方一十九道”的算题。当今数学史家肯定了原著成书于东汉，据此断言东汉时已有十九道棋盘问世了。

    其实围棋的发展有一个过程，棋盘的变化也有一个过程，就如同出土有十三道、十五道棋盘一样。随着东汉围棋活动的不断升温，围棋水平也日益提高，一批棋手已不满足于原有的十七道棋盘，而采用了新的十九道棋盘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，但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接受，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，它总是由局部到全面，逐渐推广完善的，而老棋盘也不可能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不管如何，当时流行十七道棋盘也好，出现了十九道棋盘也罢，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这一古谱，一方面由于历史人物的重要性，而得以记录保存了下来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孙策与吕范的围棋水平，在当时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而受到了围棋爱好者的推崇和喜爱。因此这一现存最古老的围棋实战起手局记录谱，具有极高的棋史、棋艺研究的文献价值。至少其对角星势子应当为前代所承传，它体现了古代棋手的求战观念，为我们研究古代围棋活动的演变、发展，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因此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这一古谱，在中国围棋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
二、 “吴图二十四盘”

    由于东吴的奠基者孙策爱好围棋，常常与部将纹枰对弈，因而影响了东吴一代围棋活动的兴盛。特别是东吴立国后，随着江南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围棋活动更是尉然成风，从而在弈坛上涌现出了大批善弈的高手，其中以吴中士族顾雍、陆逊最为引人瞩目，可以说是江东弈风的代表。

    顾雍（168—243），字元叹，吴郡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汉末名士蔡邕流落到吴地避难，顾雍曾向他学习琴艺与书法。孙权为会稽太守不到任，委任顾雍为郡丞，由他代理太守的职务，处理郡府的日常事务。后来担任丞相，执政十九年。他的长子顾邵，字孝则，是孙权的侄女婿，孙权把长兄孙策的女儿许配给他。二十七岁时出任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太守，任职才五年，就因病去世了。邮差来送信的时候，顾雍正在家中与宾客下围棋，得知没有儿子的书信，即已明了了原由。他一边下棋，一边又用手指掐掌，血都沾到了席子上，而脸上依然神色不变，镇定如常。等到众宾客都走后，才叹息说：

    “已无延陵之高，岂有丧明之责。”（《世说新语》雅量第六）他的这种冷静的自控能力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士人的达观心态，也说明了围棋活动在士人中是一种较为盛行的娱乐。从史籍中了解到，“琴棋书画”除绘画没有记载外，顾雍曾专业地学习过“琴艺”、“书法”，围棋水平大概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

    陆逊（183—245），字伯言，吴郡吴县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初为孙权幕僚，孙权把长兄孙策的女儿嫁给他，与之结为姻亲。后经吕蒙推荐，被任命为偏将军右部督。黄武元年（222）出任大都督，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率领的蜀军。嘉禾五年（236），孙权北征，命令陆逊与诸葛瑾率军攻打襄阳（今湖北襄樊）。陆逊派遣亲信韩扁带着奏表呈报孙权，返回途中被魏军俘虏，军情泄露。诸葛瑾得知后十分担心，急忙写信请陆逊撤退，陆逊当时正在督促军民种芜菁和豆子，与众将领下围棋，射覆游戏，就如同平常一样。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陆逊镇定自若、成竹在胸的大将风范，也可知陆逊的军营中有不少喜好围棋的将士。

    此外，诸葛谨的次子诸葛融（诸葛亮的侄儿），率军驻守公安（今湖北公安），没有战事时，秋冬则射猎习武；春夏或宴请宾客，有的下围棋，有的投壶弓弹，诸葛融则来往观看，终日不倦。

    就连都城的东宫，围棋活动也非常活跃。太子孙和的侍从蔡颖爱好围棋，在东宫的官署里任职的一些人，也都纷纷地向他学习围棋棋艺。

    1984年，安徽马鞍山发掘的东吴大将朱然的墓中，有一幅两人对坐下围棋的画面。朱然，字义封，官至东吴左大司马、右军师，赤乌十二年（249），68岁时病逝。朱然墓中的这幅弈棋图，反映了墓主人生前也当是爱好围棋的，也充分说明了围棋活动在吴国的兴盛。

    东吴的围棋活动，初有孙策的带动，继有顾雍、陆逊的推动，后有诸葛融、蔡颖的影响，可以说是风靡朝野，历久不衰，因此也涌现出了一批围棋高手，如严武等，而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。出于欣赏、研究的需要，出现了实战对局的记录，有些围棋爱好者甚至将一些精彩的名局收集起来，汇编成集子，流传于后世，这就是围棋史上有名的“吴图”。北周敦煌写本《棋经》，曾两次提到“吴图二十四盘”，就是三国吴国时流传下来的经典棋局的图谱。直到晚唐，“吴图”还仍有流传，著名诗人杜牧在写给围棋国手王逢的《重送绝句》诗中，有“别后竹窗风雪夜，一灯明暗复吴图”之句，用来比喻王逢的棋局，从中可以看出“吴图”的影响仍然存在，并成为当时围棋爱好者打谱临习的范本。但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谱，是否属“吴图”遗存，还史无定论。

    围棋棋艺是不断发展的，棋手的水平也在日益地提高。棋谱的功效在于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，原先达到了一定的棋艺高度的“吴图”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就失去了它的实效性与艺术价值，这样古谱的保存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，“吴图”的失传自然也就在所难免，而成为了历史的必然，遗憾的只是我们再也不能目睹它的真面貌了。

三、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“棋圣”
     ——东吴严武

    中国的围棋活动在汉末建安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推广，北方高手辈出，江南地区也在北方士人南流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。但当三国鼎立之后，曹魏弈坛上群星殒落，相对处于低潮之时，东吴弈坛却继承了建安遗风而非常活跃，江东士人棋手也随之迅速崛起，他们与流寓江东的棋手一起，开创了江南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繁荣时期，达到了当时围棋发展的最高峰，其标志就是出现了被后世誉为“棋圣”的严武，这是中国围棋史上被誉为“棋圣”的第一人。

    据东晋葛洪《抱朴子》所载：“世人以人所尤长，众所不及者，便谓之圣。故善围棋之无比者，则谓之棋圣，故严子卿、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。”这是关于“棋圣”的最早记载。

    在《三国志·吴书·赵达传》注引《吴录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严武，字子卿，是卫尉严畯的侄儿。围棋水平没有人能与他匹敌。他的棋艺，与皇象的书法，曹不兴的绘画，吴范、刘惇、赵达的术数等，受到了世人的赞誉，被称为“八绝”。至于他的生平，却已很难详考了。但从史书的一鳞半爪中仍可了解到一些信息：他的伯父严畯，字曼才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，逃避战乱流寓到江东，后来得到了孙权的重用，官至卫尉、尚书令。这样，严武也该是南寓的北方籍士人。据与吴范、刘惇、赵达等人并称为“八绝”，应当与他们显名于差不多的时期。刘惇、赵达的主要事迹在黄武（222—228）前后，吴范也于黄武五年（226）因病去世，这样看来，严武在此时也应当声名卓著了。而依据围棋的特点，严武应该有二十几岁的年龄了，如此推断：严武大约生活于吴国立国前后及中期。

    严武是有很高的围棋天赋的，他的棋艺在当世没有人能与他匹敌，堪属超一流的高手，可以说，严武代表了吴国围棋发展水平的最高峰，也是当时中国围棋发展的最高峰，这是吴国围棋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必然结果，是东吴弈坛的骄傲。难怪后世要把他与马绥明并称为“棋圣”了。

    马绥明，名朗，是西晋赵王司马伦的舍人（亲近的官属）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撰有《围棋势》二十九卷，可见他的围棋造诣是非常高深的。后世把严武、马朗并称为“棋圣”，足见他们的影响之深远。而严武明显的要比马朗早一个时代，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：三国时期东吴的严武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“棋圣”。

四、 韦曜的《博弈论》

    吴国的围棋活动风靡朝野，在宫廷中也十分活跃。太子孙和的侍从蔡颖，爱好围棋，在东宫中任职的很多侍从都跟他学棋，有的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，妨碍了工作，影响了身体。为此，作为太子，东吴政权合法继承人的孙和，对这一现象有所不解和担忧，他常常告戒说：当代的才学之士应该探讨研习学问，操练熟悉武功，以胜任当世的事务，只知交游下棋而妨碍事业，并不能算是进取之道。后来群臣出席他的宴会时，谈到了下棋，孙和又阐明了自己的观点：下围棋只会妨碍事务、浪费时光，毫无用处，损耗精神、思虑费尽，最终一无所成，不是用来推进德行，致力功业，积累功绩的行为。天地永恒，而人位于天地间，就有人生短促如白驹过隙的感慨。当然，人的欲望也不能完全没有嬉戏娱乐，而喜戏娱乐的爱好，也应于饮酒欢宴、弹琴读书、骑马射箭之间，为什么一定要去下棋，然后才能感到欢乐呢？他还让陪坐的八位侍臣，各自写一篇论文来批评下棋的行为，以矫正弈风。中庶子（太子的侍从官）韦曜，写了《博弈论》一文，最为孙和所赏识，孙和常常出示给宾客们观看，以此来规劝蔡颖等人的行为。我们把其中的两小节意译出来，可以看出太子孙和的良苦用心了。

    “如今世上的人大多不研习经典技艺，喜好下棋，抛弃事业，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，通宵达旦。当他们面临棋局交争，胜负未决时，就会聚精会神，专心一意，弄得精疲力竭，人事荒废而不整治，宾客到来而不接待，虽有太牢（牛羊猪）之类的美味佳肴，《韶》、《夏》（上古乐舞）之类的美妙音乐，也无暇去品尝欣赏了。至于有人用衣物来赌输赢，更改下棋的目的，变易行事的原则，就会使廉耻的思想松弛，忿戾的神色发作，然而他们的志向不会超出一枰之上，他们的追求不会超过方格之间，战胜了对手没有得到封爵的奖赏，夺取了地盘没有兼并土地的实惠。这种技艺不属于经典六艺，这种才能不能够治理国家；立身处世者不能借用下棋的技巧，征选人才者不能通过下棋的道路。向它寻求战术阵法，则不是孙武、吴起的理论；从它考究道义学问，又不是孔子门派的思想；以巧变欺诈为手段，则不是忠信的事情；以打劫杀掠为名分，又不是仁者的意愿；而且白白消磨了时光，荒废了事业，终究没有什么好处。这种游戏同设立木杆而击打它，放置石块而投掷它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况且君子在家中要勤劳奉养父母，在朝廷要竭命效忠君王，遇到事务繁忙还要推迟吃饭，又怎么能沉迷耽延在下棋之中呢？承认了这些道理，那么孝顺友善的品行就会树立，坚贞纯正的名声就会显扬。”

    “再说一枰棋盘哪里比得上一方土地的封邑呢？三百颗棋子又怎么比得上率领千军万马的将领呢？华丽的服饰，美妙的音乐，足以兼容棋局的乐趣并取代下棋的游戏了。假如世人转移下棋的精力而用在诗书上，就会有颜回、闵损的志向；用在智谋上，就会有张良、陈平的思虑；用在生财上，就会有猗顿的财富；用在射箭骑马上，就会有将帅的才能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功名就会建立而卑贱就会远离了。”

    可以看出：韦曜的这篇《博弈论》是一篇行文工正、说理透彻的好文章，它体现了太子孙和要求远离博弈，勤修六艺，为国家建立功业的传统观念。但是文中所反映的东吴这种嬉戏娱乐的风气，恰恰是当时的士人对两汉治经立业的人生价值观的反动，也是当世士人游乐意识的体现；同时也成为士风颓败的标志，实际上开启了江南六朝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。

    韦曜，字弘嗣，吴郡云阳（今江苏丹阳）人，很有文才，后为太史令，主编《吴书》。

    八大臣的这次贬责围棋的活动，由于“继嗣”风波：太子孙和的被废黜，而不了了之，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，东吴朝野的弈风依然十分盛行。我们从后来东吴的亡国之君，孙和的不孝之子孙皓，在亡国后到了洛阳，有一次应晋武帝之邀，观看武帝与王济的对弈，可以想见孙皓也应该是善于围棋的。应该说这次“继嗣”风波，对于吴国来说是不幸的；而对于围棋的发展来看，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，它没有使东汉以来逐渐升温而发展起来的围棋活动停滞不前，而是继续向着南北朝时期的黄金时代迈进。 

    总之，三国时期东吴围棋文化的盛极一时，是与三国时期经济、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，这一大趋势相一致的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